转载自： 郑嘉励
榴岛何年改玉环？望中犹是旧青山。
遗民不记当年事，唯有潮声日往还。
南宋名臣王十朋，想必经常在其家乡温州乐清县眺望大海中的玉环列岛，在海天交接的尽头，云雾之间的岛屿，若隐若现，关于它的故事，也隐没于历史的迷雾之中，多么引人遐想。
浙江东南沿海地区的早期历史，文献不足征，只能借助考古发现得以部分复原。商周时期，玉环岛上并无经由海塘围垦形成的大平原，仅有的平地，多存于山脚，由溪流冲击而成。城关南山村的三合潭遗址，就是由三条溪流汇聚在山脚形成稍大的平地。古越人砍伐树木，建设房舍，使用的原始瓷和印纹陶器，多为碗、盅、罐、尊之属；铜器多为箭镞、剑、矛、鱼钩、镰刀等农具、兵器。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也有鱼钩、鱼矛等渔猎用具。这是典型的古越族聚落，年代为春秋战国时期。
《山海经》卷十四《海内诸经》所载“瓯居海中”，是先秦时期中原人士对偏远东南沿海居民的传说。关于“瓯”，东晋郭璞注曰：“今临海（郡）永宁县，即东瓯在歧海中也，音呕”。歧海，是山海相接的地方，可以理解为浙江东南的海湾、半岛或岛屿。如今我们明确知道，距今三千年前，有一支或多支越人部落在以三合潭遗址为中心沿山麓分布的区域繁衍生息，并以印纹陶和原始瓷器为主要文化特征，这不就是“瓯居海中”的具体写照么？
秦至西汉时期，玉环并无任何考古发现的报道，也许我们可以从《史记》《汉书》中摘取会稽郡或瓯越国的普遍制度和治乱情形，推测玉环历史，但这种做法并无实质意义。其实，在今绍兴、嵊州以南包括台州、温州在内的广大区域，几乎均未发现过稍具规模的代表汉人文化的西汉墓地。温岭大溪的瓯越国贵族墓和温州各地零星出土的匏壶等陶器，见证了越人及其文化传统在浙南的顽强生存。
大约在东汉晚期以后，浙南地区的砖室墓和文物发现逐渐增多，代表浙江全境，地不分南北，开始全面进入中央王朝的“大一统”时代，而这块土地早先的主人古越族退出历史舞台。1991年，大麦屿街道陈南村（南山）出土一只盖有铜镜的陶罐，内储五铢钱，铜镜为铸有“建安十七年（212）”铭文的神人神兽镜，可知已有汉人徙居玉环（《陈屿南山出土汉代文物》，玉环县文物管理委员会编《玉环文物（总第25期）》）。三国西晋时期，玉环地属临海郡，双庙、前塘垟等地出土天玺、天纪、太康等纪年墓砖（《玉环岛考古新发现》，《玉环文物（总第27期）》）。2001年西青岭的岭脚村发掘两座西晋元康八年（298）墓，则说明聚落持续扩散。墓室结构和随葬品的面貌，与内陆的黄岩、温岭、乐清无殊。
东晋南朝时期，玉环以远离尘嚣的“海上仙山”的意象存在于热衷寻仙访道的士人心中。《史记·秦始皇本纪》曰：“海上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临海郡、永嘉郡的人们，登高望海，但见玉环岛（地肺山、木榴山、中界山）隐现于海中，像极了传说中的洞天福地、蓬莱仙境。东晋南朝之交的“山水诗鼻祖”谢灵运《游名山记》“永嘉郡，横阳诸山”条曰：“地胏（肺）山者，王演《山记》谓之木榴山，一名地胏。”唐徐坚《初学记》卷五引《永嘉郡记》：”地胏山在乐成（今乐清）县东，大海中，去岸百余里。”
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九十九“温州”条：“玉环山，一名木陋（榴）屿，又名地肺山，在海中，周迴五百余里，去郡二百里。上有流水，洁白如玉，因以为名。按《登真隐诀》云：‘郗司空先立别墅于此中，自东晋居人数百家，至今湖田见在。’山多蛇虎。”
郗司空，即东晋名士郗愔。《晋书》本传：“（郗愔）转为临海太守。会弟昙卒，益无处世意，在郡优游，颇称简默，与姊夫王羲之、高士许询并有迈世之风，俱栖心绝谷，修黄老之术。后以疾去职，乃筑宅章安，有终焉之志。十许年间，人事顿绝。”吴晋以来，玉环岛隶属临海郡章安县东瓯乡，超凡脱俗之士如郗愔者，赴玉环置庄园、建别墅，也不能说绝无可能。南朝梁天监年间，极孚名望的“华阳真人”陶弘景，曾计划移居木榴岛炼丹、修道，此事见于《华阳陶隐居内传》的记载。
在永嘉太守谢灵运看来，其辖境内的玉环岛俨然已为名山。谢灵运《山居赋》将自古以来在城市以外的居住方式总结为岩栖、山居、丘园和城旁四种模式。“岩栖”，即在荒僻之地委身洞穴，虽然清净，但太艰苦；“丘园”指在城市远郊的树林、田野、村庄中构筑住所，“城旁”是城市近郊的宅园，生活虽便，但少自然佳趣，又不免人烟的侵扰。唯以“山居”最理想，生活舒适，隔离尘嚣，兼得山水之美。玉环岛较一般山居更接近“真仙居住之所”（唐杜光庭《洞天福地记》列玉环山为第七十一福地），由不得郗愔、谢灵运、陶弘景之流不心驰神往。
1992年，前塘垟、环西小岙发现东晋兴宁元年（363）铭砖砌六角形水井和兴宁元年纪年墓，并出土大量东晋南朝的青瓷残片（《环西遗址及出土器物介绍》，《玉环文物（总第28期）》）。2018年，前塘垟宋代盐业遗址考古发掘期间，我到现场考察，附近的建设工地仍不时可见东晋至唐宋时期的瓷片。
隋唐至五代吴越国时期，除了早期聚落的存续，尤可关注者，玉环似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中转站或补给点。据日人木宫泰彦《中日交通史》载，唐会昌二年（842）八月二十四日，日本僧人惠运，搭乘中国商人李处人在日本所造的楠木船，从肥前国启航，当月二十九日到达“温州乐成县玉榴镇”。玉榴镇即玉环岛，唐代的镇一般指在战略要地设置的军镇，莫非玉环岛在海上交通线上的地位当真重要如此，可惜只是孤证。1985年，玉城街道东门社区矮山头出土一件9世纪的长沙窑执壶，品相完好，是玉环博物馆的精品收藏。该壶腹壁贴印椰枣、棕榈、狮子纹样，是典型的外销瓷器。一般认为，长沙窑瓷器多由扬州港出海，主要销往阿拉伯地区，玉环岛可能是这条“海上丝绸之路”中的一站。
楚门西岙的灵山寺，为玉环第一古刹，据旧志载，创建于吴越国时期，北宋熙宁元年（1068）僧人围涂成田，朝廷赐额“灵山寿圣寺”。据清人戴东谷《灵山寺》诗：“灵山钟佛国，僧寡胜天台。七塔当门立，三桥带水开”。寺前所立七宝塔，清末尚存。今日残存的构件，玉环县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委员会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基础上编撰的《玉环文物概览》“灵山寺遗址”条著录为“石香炉”，实为南宋七宝塔构件，是古灵山寺的文物孑余。据明永乐《乐清县志》载，玉环乡南社灵峰院、谷顺院、福严院、福生院等，均创建于吴越国时期。由寺院的兴盛，或可窥见社会发展之一斑。
另有一事可表，“玉环”之名，始于五代。王十朋《次韵宝印叔观海》诗“榴屿何年改玉环”句下自注曰：“木榴屿，一名玉环屿，俗传避钱王讳，故改名玉环。”钱镠割据两浙期间，为避钱镠嫌讳，木榴改名玉环。据《太平寰宇记》载“（山）上有流水，洁白如玉”，故名。
宋代温州乐清县玉环乡，有“南社”“北社”之称，港南的玉环本岛（包括洞头列岛）为南社，港北的楚门半岛为北社。
宋元时期，港南、港北的聚居家族，规模可能超越前代。玉环后世族谱，偶有将其祖先追溯至五代时自闽地迁入的，符合温台出土宋代墓志的常见表述，应有部分可信。元陈高《不系舟集》卷十二《重建灵山寿圣寺序》：“温之乐清东南为巨海，有山曰玉环，在巨海中，岛屿萦纡，袤亘八、九十里。山隈多平地，居其隈者，凡数千家。有佛氏宫八所，而灵山寿圣寺为之冠。”这是文人笔下的人口模糊数目，不可为据。可以明确的是，北社的开发程度，当不在南社之下：南宋宝祐四年（1256）“文天祥榜”进士，有《宋宝祐四年登科录》完整存世，“第四甲第四十七人”考中进士的樊汝舟是清港镇凡塘村人；五甲第八十五名陈绍南，《登科录》记其籍贯为“本贯台州，寄居温州”，永乐《乐清县志》定为乐清人，光绪《玉环厅志》定为“玉环乡人”（1993年版《玉环教育志》定为竹冈人）。以北社蕞尔之地，南宋末年竟有二人同榜登第，其文风之盛，盖可知矣。
宋代玉环以产盐著名。北宋初置有密鹦盐场（在今玉城街道前塘垟、环西、密杏一带），咸平三年（1000）升为天富北监。2018年发掘的前塘垟盐业遗址，清理出两座盐灶、七个储卤坑和一座石砌盐卤池，应为天富北监下辖的作坊，荣获“2018年度浙江省十大考古新发现”。天富北监是岛上最重要的官方机构，以知监为长官，王十朋《送凌知监赴玉环》“极目望官所，沉沉烟霭积”。南宋乾道二年（1166）“海溢”，玉环遭受灭顶之灾。叶适《水心集》卷二十一《李宜人郑氏墓志铭》载，当灾难降临，只一顿饭工夫，天富北监“千余家”百姓、集市店肆，尽皆沦没。开禧二年（1206），郑氏之子李宽奉命知监事，“始就高燥立栋宇坊巷”，天富北监方才得以恢复。
综上所述，玉环明代以前的历史，史迹彰昭，从东汉六朝至宋元，历史绵延，未有间断。明洪武二十年（1387）朝廷推行禁海令，玉环本岛被弃置于海外。清顺治十八年（1661）更有骇人听闻的“迁海令”，连楚门半岛也遭迁弃，本岛弃置长达三百多年，致使历史断裂、文脉中断。后人不谙旧事，误以为玉环素为蛮荒之地，今天，这种错误观念必须修正！我们知道，南朝时期的玉环山，便是谢灵运向往的“名山”，陶弘景念兹在兹的海上蓬莱。
明清时期的玉环历史，史料较前代丰富，郭康法兄新著《古地图中的玉环》便是明清至民国时期旧舆图的集录。我在后文稍加说明，以更好理解本书收载的古地图。
明洪武十四年（1381），诏天下编赋役黄册，以11户为一甲，110户为一里，并立都图。温州府乐清县玉环乡共设有五都：北社，设三都（即第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都），共33图，每图110户，计有3630户，约16500人左右。永乐《乐清县志》详细记录了北社三都的里名。而南社二都（第三十五都、三十六都），因为迁弃之故，图、户数无载。这是极为重要的史料，据此可以估量“海禁”前夕的玉环基层建置和人口规模。
洪武二十年信国公汤和视察沿海，徙海岛居民于内地，漩门港以南玉环诸山，全遭迁弃，并在乐清设置“军屯合一”的蒲岐、隘顽、楚门三千户所，以御海寇。楚门所，初属磐石卫，后改属松门卫。楚门所城，即今楚门镇之前身，设在玉环乡三十二都横山，又称“楚门老岸”。
明成化十二年（1476），朝廷将乐清县山门、玉环两乡六都之地，改隶太平县（今温岭市）。玉环乡北社，遂归属台州府太平县，编为太平县第二十四都（凡九图，管五村）、二十五都（凡六图，管七村）、二十六都（凡五图，管七村）。原乐清县玉环乡，从此一分为二，以分水山为界，以北属台州府太平县，称太平县玉环乡；分水山以南，虽已人迁地弃，但地域仍属温州府乐清县。在朝廷施行海禁的年代里，这些官府鞭长莫及的岛屿，就成为无籍之民的活动场所，他们风里来，浪里去，是一个流动性的海上社会。如本书收录《大明舆地图》之《浙江舆图》，在温台之间标有楚门，而与楚门相对的洋面上则未标玉环山和洞头列岛。
玉环，素称温台门户、海疆要地。《古地图中的玉环》收录的清代以前的舆图，主要即此两类：一是温州府乐清县或台州府太平县的政区舆图，见诸本书第一章“玉环图”和第二章“温台玉环图”；一是与卫所、海防形势相关者，见诸第三章“海防洋图”。
清顺治十八年（1661）朝廷下达“迁海令”，撤边海三十里地居民，自此包括楚门半岛在内的玉环全境被迁弃。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台湾纳入清朝版图后，民众逐渐重返楚门，但由于海塘冲毁、失修，少量居民只落户于大、小竹冈山一带。玉环本岛仍属“荒岛”，正如清道光二十五年玉环厅同知徐荣《纪恩诗》所谓“雍正五年前，弃之于荆榛”。
雍正三年（1725），平阳籍闽人华文旦、姚云等人到玉环岛住垦，集体赴太平县请愿解禁，遭台州府拒绝，但不顾官府禁令登岛垦殖者，络绎不绝。次年，浙江巡抚（稍后为浙江总督兼巡抚）李卫派员查勘玉环山，力主展复。玉环厅首任同知张坦熊编修《特开玉环志》收录《为查复浙洋玉环山情形奏折》和《为查复浙洋玉环山情形题疏》是雍正四年、五年李卫先后两次的奏折，全面阐述展复的必要性，建议割永嘉、乐清、太平县等地，建设厅治。雍正六年（1728）三月二十四日，经户部议准，雍正帝正式批准展复玉环山，六月，置温台玉环厅，隶属温处道，规定“关涉玉环（海洋）事务者，温台两府属县俱听该同知专行”。
玉环厅的设置，乃玉环有独立建置之始，也是浙江东南沿海历史的大事件。陈志鹏、陈钟钧《玉环史事钩沉》一书，对展复前后的历史有精彩研究，足资参考。新设州县政区，必有城垣、衙署、文庙、城隍庙、关防营汛等配置，筑海塘、设仓廒，定科则，一切建设，次第展开。《古地图中的玉环》收录衙署、文庙等图，当然是玉环设厅之后的情形。
徐荣《纪恩诗》云“厥里七百余，廿二都以分”。玉环厅建置之初，辖境周围约七百余里：包括今玉环、洞头两县，以及乐清大荆、芙蓉、蒲岐、磐石、黄华、岐头和温州市龙湾区灵昆和温岭石塘等地，远大于今玉环市辖境。
据雍正十年（1732）《特开玉环志·乡都》，除厅治设东、西两隅以外，方圆七百余里之地，共分22个都，凡72个村；光绪六年（1880）《玉环厅志·都里》，仍设22都，则有158个村。自展复至清末，都数不变，辖村激增，这是持续开发和人口增长的结果。
从乾隆六十年（1795）以后，玉环厅辖境就开始萎缩，先以横门、沙镬、石塘等营汛之地及寨门、蒲门、都顿、邢田诸庄划归太平县；光绪十四至二十四年（1888—1894），磐石、黄华、岐头、小门山、蒲岐、大崧、小崧、大芙蓉、小芙蓉、大荆等“寄庄地”归还乐清县。满清覆灭后，民国行道、县制，玉环厅改县。1933年，灵昆岛划归永嘉县；1959年后，洞头县正式析置。玉环县遂为今日所见之版图。
清雍正六年至民国时期，玉环厅的创建、发展、萎缩并最终撤厅建县的经过，是近代浙江东南海岛地区历史的一个缩影。读者通览《古地图中的玉环》，必可获得对这一历史脉络发展的直观印象。
吾乡玉环，地处温台之间，在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时期属于温州。直到上世纪50年代，始由温州划归台州。台州地区的文史类著作，对玉环的阐述通常简略，因为历史上并无隶属，实无可述。温州地区编撰史籍，也不便涉及玉环，毕竟今日玉环已非温州下辖的政区。玉环的史料整理和文史研究工作，较周边兄弟县市为薄弱。郭康法兄发愿改变这一局面，致力于玉环史料的抢救、搜集和整理。自前年出版《申报里的玉环》后，今又编成新著《古地图中的玉环》，情怀可感，毅力可嘉。
史料整理，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性工程。因为郭康法等人的努力，我们得以重新发现玉环的历史，更好地认识我们生活的土地，构建对家乡的文化自信。我是客居杭州但心系家乡历史的玉环人，对玉环政协文史委和郭康法兄的付出和贡献，于此一篇之中三致意焉。
【按】本文为玉环市政协文化文史与学习委员会编、郭康法编著：《古地图中的玉环》（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年12月）之“代序”。